先驱 卡夫卡
读书 · 2023年第11期（总第536期）
文·许志强
一
博尔赫斯一九五一年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卡夫卡及其先驱者》（王永年译）。文中提出一个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卡夫卡的风格独特，但是否真的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横空出世？博尔赫斯说，其实卡夫卡那种声音（或语法）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先例，他举了五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是芝诺的“两分法”悖论，即一个人从起点走到终点，要先走完路程的二分之一，再走完剩下的总路程的二分之一，再走完剩下的二分之一，如此循环下去，永远走不到终点。博尔赫斯认为，这个问题的形式和《城堡》的一模一样。芝诺的“两分法”悖论，还有“飞矢不动”“阿基里斯与龟”等悖论，它们就是“文学中最初的卡夫卡的人物”。
第二个例子是韩愈的《获麟解》，博尔赫斯从《中国文学精选集》中读到它的一段西语译文。相应的原文如下：“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 ,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 ,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博尔赫斯认为这段文章的调子和卡夫卡的很像。
第三个例子是克尔凯郭尔。不是说他和卡夫卡在思想上相似，而是这两个人的宗教寓言都采用了当代资产阶级题材。例如，某伪币制造者被迫在严密监视下检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这个罪犯就是克尔凯郭尔自身的写照，上帝不信任克尔凯郭尔，委派给他的任务恰恰是让他习惯于罪恶。再如，丹麦教区神父关于北极探险的说法，声称此类探险有益于灵魂健康。但是去北极很难，甚至不可能，并非人人皆可从事此类探险，因此任何形式的旅行（包括郊游）最终都可被视为北极探险。
第四个例子是勃朗宁的长诗《疑虑》。诗中说，某君有一位名人朋友，但从未谋面，更未得到某君帮助。朋友只是私下传颂其高尚行为，传阅其亲笔书信。有人对这位名人的行为产生怀疑，笔迹鉴定专家证实那些书信均系伪造，某君最终问道：“难道这位朋友是上帝？”
第五个例子是博尔赫斯摘抄的两篇故事。一是出自布瓦洛的作品，说有人收集了许多地球仪、地图、火车时刻表、行李箱，但直至老死都未能走出自己的家乡小城；另一个故事是邓萨尼勋爵的短篇小说《卡尔凯松纳》，写一支英勇的军队从城堡出发，翻山越岭，穿越沙漠，征服了许多国度，见识过奇兽怪物，虽然曾望见过卡尔凯松纳，却从未能够抵达那个地方。博尔赫斯解释说，这两个故事刚好相反，“前一个是从未走出小城，后一个是永远没有到达”。
博尔赫斯的讲解都是点到即止，限于转述，让读者自己去意会。为什么说《获麟解》的调子像卡夫卡？大概是指那种“既非 ……又非”的排除法的陈述是卡夫卡特有的句式。韩愈和克尔凯郭尔的文献都是从二手资料中获取，如果不具有相当的敏感，则难有此类发现。文章最后归纳说：“如果我没有搞错，我举的那些驳杂的例子同卡夫卡有相似之处；如果我没有搞错，它们之间并不相似。”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话术，第二个陈述否定第一个陈述，而两个陈述又都是正确的。一本正经的佯谬语气，有点像是在开玩笑。这句话其实是想要指出，说“似”还不够，有必要谈一下“不似”。勃朗宁的长诗和卡夫卡作品相似吗？应该是不像的，只是某种特质的相似而已。博尔赫斯说，卡夫卡的作品让我们觉察到那种特质，如果他没有写出来，那种特质或许就不存在；现在我们读勃朗宁和过去读勃朗宁已经有所不同，我们偏离了当初的阅读感受；是卡夫卡让我们产生这种偏离，意识到勃朗宁诗中预示的卡夫卡逻辑。而这种“不似之似”的意义是更重要的。
《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例子都是信手拈来，重在感受而非论证。卡夫卡对中国书籍的阅读，在各类传记和专题研究中都有涉及，博尔赫斯的文章没有引用相关文献，而是表达其即兴的一得之见。韩愈的《获麟解》对卡夫卡有过影响吗？文中没有提供证据。除了第一个例子有人讲过，后四个都是博尔赫斯发现的，其凝练的转述是在强调，此中存在着所谓的“家族相似性”。文中举述的例子，可分成三组。芝诺的悖论和韩愈的文章是一组，提炼的是无限可分的概念。克尔凯郭尔和勃朗宁是一组，有关上帝的假设暗示了否定神学的观念。布瓦洛和邓萨尼勋爵是一组，那些故事包含迷宫的主题，将命运和迷宫的概念联系起来（想必博尔赫斯本人对此兴味盎然）。卡夫卡式的怀疑主义，他的有关无限小、不可抵达、存在的荒谬和残酷的玩笑等主题，在这三组例子中反映出来。可以说，它们都体现了卡夫卡特有的思维和风格。
第二组的神学味道最浓。“用当代资产阶级题材创作宗教寓言”，这是否算是克尔凯郭尔的特点姑且不论，用来描述卡夫卡则是精当的。现代资产阶级题材，总的说来其性质是极为世俗的，用这种题材创作宗教寓言，与班扬的《天路历程》等传统宗教寓言就不同了，后者缺乏的是卡夫卡作品对社会体制（资产阶级法权体系）的描绘和揭示。卡夫卡小说的一个特质，是用世俗性的描写图解形而上学。或者说，他在世俗性的题材中嵌入形而上视角，在形而上的终极探讨中注入世俗性的基调。世俗性层面和形而上层面的双向融合，造成其作品特有的张力，呈现神秘的寓言性和怪诞的喜剧性。按照库切的说法，卡夫卡作品中的悲剧和玩笑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像《城堡》《诉讼》等篇，搞不清作者是严肃的还是搞笑的。这种叙述的含混性，恐怕是双向融合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一定程度上还带有某种消遣性质。我们知道，喜剧的消遣意味在班扬的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真理属于信仰的范畴，断不至于让人用含混的叙述和玩笑来解释。
博尔赫斯的小说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延续了卡夫卡传统。它们不是通常所谓的宗教小说，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神话的回光返照，而是当代怀疑主义和自我境况的写照。这种“阴森的神话”不会促进人的信仰，倒是以形而上的象征和自然主义的细节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状况，具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力。可以说，《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表达了博尔赫斯对卡夫卡的认识，也隐微地表达了卡夫卡之于他自身的意义。不过，博尔赫斯讲的克尔凯郭尔和勃朗宁，其格调究竟是更像卡夫卡还是更像博尔赫斯本人，还是值得商榷的。卡夫卡的作品中并无圣徒或上帝是罪犯的寓言，而在博尔赫斯小说中此类寓言颇为多见。
二
对卡夫卡的先驱者进行探究，博尔赫斯的做法并非首创。本雅明作于一九三四年的文章《弗兰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开篇就在谈这个问题。他转述了一个出处不详的俄国故事，有关权臣波将金和下属官僚之间的一段轶事，讲得怪诞滑稽，不可思议。文章指出，“这个故事像一个先驱，比卡夫卡的作品早问世二百年”；“笼罩这个故事的谜就是卡夫卡”；“总理大臣的办公厅、文件柜和那些散发着霉气、杂乱不堪、阴暗的房间，就是卡夫卡的世界”；“那个把一切都看得轻而易举、最后落得两手空空的急性子人苏瓦尔金，就是卡夫卡作品中的 K.”；“而那位置身于一间偏僻的不准他人入内的房间、处于似睡非睡的蒙眬状态的波将金，就是此类当权者的祖先：在卡夫卡笔下，他们是作为阁楼上的法官、城堡里的书记官出现的，他们尽管身居要职，但却是些已经没落或者确切地说是正在没落的人”。卡夫卡的小说几乎成了波将金轶事的翻版。波将金的故事没有底本，难做比较。从本雅明的转述来看，说它是“先例”也无可置疑。考虑到这则轶事的东欧背景（旧俄官僚世界），我们似乎能够窥见政治文化的亲缘关系之于两者的意义。本雅明讲的这个例子有启发性，对博尔赫斯的文章也是必要的补充。
本雅明的评论文章，方法和博尔赫斯的没有不同，都是运用一种机智的相面术，瞩目于对象的辞气、印记、姿态等做综观考察，而其阐释则要深入得多，精彩的见解不少，颇能体现本雅明的特色。除了这篇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的文章，还有另一篇题为《卡夫卡》的短文，观点都值得重视。读者感兴趣，可参看汉娜·阿伦特编辑的《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
回到博尔赫斯的话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挖掘卡夫卡和前辈作家的联系，还可以勾勒几处有关联的线索，比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其对卡夫卡的创作有影响，这一点英语研究文献中已有论述。狄更斯描写法庭和律师，其核心部分即英国古老的“大法官庭”，已把《城堡》和《诉讼》的中心意象刻画出来了。狄更斯漫画化的写实笔触——法官和律师的颟顸、诡辩、拖延，权力机构笼罩在迷雾和黑暗之中，等等——赋予“大法官庭”某种怪诞的寓言性，这一点和卡夫卡作品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说到《诉讼》等篇的“阴森的神话和荒诞的制度”，有什么能比《荒凉山庄》的描写更具相似性的呢？
除此以外，我还要讲一个细节，即《诉讼》（章国锋译）第六章中的一个插曲。这一章讲的是 K.的叔父带着 K.去拜访一位熟悉的律师，律师卧病在床，家中只有一名女仆照料他。他们在黑咕隆咚的卧室里谈论 K.的案子，律师盖着被子侃侃而谈，显示对这个案子的进展颇为知情，这让 K.有点吃惊：躺在黑屋子里的律师怎么还会跟司法界有来往呢？律师说：“现在由于我病了，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在法院工作的朋友来看我，我可以从他们嘴里了解很多情况，也许比身体健康、成天待在法院里的人知道得还要多。比如，现在有一位好朋友就在这儿。”律师说完便朝屋里一个黑暗的角落指了指。小说接着写道：“‘在哪儿？’K.吃了一惊，有些唐突地问。他半信半疑地朝周围看了看。小蜡烛的光根本就照不到对面的墙，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的确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叔父把蜡烛举过头，借着烛光，他们看到一位年事已高的先生坐在屋角的一张小桌旁。他大概连气也不敢喘，以至于待了那么久居然没被人发现。”
《荒凉山庄》（黄邦杰、陈少衡、张自谋译）第二十二章，讲法律文具店店主斯纳斯比先生去拜访图金霍恩先生，向后者密报情况：“快说完时，他忽然吓了一大跳，而且立刻把话打住——‘哎呀，先生，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位客人！’”小说接着写道：“斯纳斯比先生真的吃了一惊，因为他看见离他们桌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站在他和图金霍恩先生之间。这个人一手拿帽子，一手拿手杖，很注意地在听他说话。斯纳斯比先生记得，他进来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个人，而后来也没看见有人从门口或从哪一扇窗户进来。屋子里倒是有一个衣橱，但是他没有听见衣橱打开时铰链发出的那种叽嘎叽嘎声，也没有听见有人走路时踩着地板的声音。”这个细节和卡夫卡的细节有着相同的叙述原理：私密谈话中突然发现有陌生人在场，简直是神出鬼没，让人感到有点惊悚也有点滑稽。狄更斯喜欢在小说中加入侦探悬疑的气氛，而且擅长搞笑，卡夫卡把这一招学来了。
应该指出，这种滑稽惊悚的叙述在狄更斯小说中是局部的处理，而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则贯穿全篇，构成某种方法论的意义。《诉讼》运用狄更斯的滑稽惊悚叙述，至少有如下四处： K.参加法庭预审会议、 K.拜访画家的寓所、 K.和叔父拜访律师、 K.在大教堂被神父点名，而这四个情节都是小说的关键。卡夫卡把狄更斯的玩笑提炼为一种怪诞的梦态叙述，使之寓言化和风格化，这是其方法论的意义。
《诉讼》中还有其他一些细节是从《荒凉山庄》中移植而来的，像“楼梯和孩子”的场景描写等，如出一辙。卡夫卡对狄更斯的模仿应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频繁而深入。
三
相比狄更斯作品，班扬的《天路历程》和卡夫卡作品的关联不大有人讲起，这里也细致对比一下。
《诉讼》第九章中，神父对 K.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乡下人终其一生都进不了法的大门。这个故事也被作者拿出来用作单篇微型小说，题为《在法的门前》，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一篇作品。可以断言，《在法的门前》中给乡下人准备的那扇门，是从《天路历程》中挪移过来的。《天路历程》（西海译）中译本第 32页，宣道师指点“基督徒”走正道，有这样一个细节：“于是宣道师对他说，你的罪很重，就因为你有罪，所以你做了两件坏事，你舍弃那条好路而走上被禁止走的路，不过在小门那边的人还是会接待你的。”第 34页上写道：“‘基督徒’说：宣道师教我到这里来敲门，我就真的照办了，他还说，你，先生，会告诉我该怎么办。 ‘好心’说：门是向你开着的，谁也不能把它关起来。”
《在法的门前》的结尾，乡下人对看门人提出疑问——“‘所有人都想到达法’，乡下人说 ,‘但这么多年，除了我之外，却没有一个人求见法，这是为什么呢’？”看门人回答说：“谁也不能得到走进这道门的允许，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我们看到，一扇门是永远开着的，一扇门是开着但最终要关上，两者性质自然是不同。但仔细体会也有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为主人公“专设”的门。所谓“专设”也就意味着不同寻常，包含某种特别的许可，也带有不能违抗的禁令色彩。
《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被告知，必须通过一道专设的小门，不从小门进入是不允许的，从其他途径进去，例如，翻墙进去，就是不合法的。而且，那道门并非对所有人都敞开，那些无知的人、意志薄弱的人，就没有资格进入。这就把特设的“许可”和“禁令”讲得很清楚了。《在法的门前》中的“乡下人”被告知，这扇门专为他而设，而他既然是死到临头了，也就没必要进去了，因此要把门给关上。换句话说，他本来也许是可以进去的，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他只觉得纳闷，为什么别人都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等在门口。殊不知这道门是专为他而设的，而“专设”的意义却变得荒谬，“乡下人”在徒劳的等待中耗尽了一生。这真是一个荒谬而残酷的寓言。
有关“门”的寓言，那种郑重其事、神秘莫测、带有焦虑的语气，把卡夫卡和班扬的创作联系起来。不妨假设，卡夫卡曾瞩目于班扬的寓言，并且把《天路历程》中那扇门挪移到他的作品里。他对“门”的思考是基于班扬的描绘：门内和门外、许可和禁令、接纳和拒绝等。这种二元区分是神秘而露骨的，把“门”的阈限性及其空间的象征性标记了出来。《在法的门前》塑造的正是这样一个阈限性的空间，它把前景和背景的神秘关联有效地突显出来。
“门是专设的”这个概念很重要。缺少这个概念，卡夫卡和班扬的联系恐怕就不会那么别有意味了。门代表空间的内外之分，这只是普通的象征。“专设”则给空间的象征性涂上一层威权的玄秘色彩。要言之，此处描述了一个针对个体的超验性存在，个体无权认识这个超验的存在，至多是通过其代理人接受指令，而代理人只是指令的传达者，代表着真理体系的最低等级，把守着神秘的入口，对个体拥有权力，而个体则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是被告知，被拣选，被注入焦虑的情绪，个体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和一种抽象的绝对指令打交道，这便是“专设”一词的附加意义。卡夫卡的两部长篇小说，《城堡》《诉讼》，均包含上述寓意，即关于威权和个体的存在论意义的诠释。就此而言，《在法的门前》这篇千字文具有发轫之作的性质。它有形而上的象征，有自然主义的细节，也许称得上是卡夫卡的“阴森的神话”的一块基石，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应该指出，卡夫卡对“专设”一词的演绎，显示某种荒谬、残酷的玩笑意味，因而流露出存在主义的基调，而在班扬的作品中并无此种意味。《天路历程》是纯粹的基督教作品，讲的是选民、天启、罪孽等概念，“专设”一词的象征性是在传达这些概念。存在主义的描述和基督教的描述有着不同的取向，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此外，“门的寓言”在班扬的书中只是朝圣者亲历的诸多寓言中的一个，似无特别的意义要让人单独予以重视。是卡夫卡的作品让我们回顾这则寓言，让我们偏离阅读的重心，对它刮目相看。用博尔赫斯的话说，卡夫卡让我们产生了这种偏离，认识到其中的相似，或者说是“不似之似”，从而看到班扬的作品是如何预示了卡夫卡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