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我，我为什么说我怕你。
一如既往，我无言以对，这既是由于我怕你，也是因为要阐明我种畏惧，就得细数诸多琐事，根本不是我一时半会能说全的。
我现在试图以笔代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即便如此，所写的也仅仅是九牛一毛，因为就在写信时，对你的畏惧及后果也阻碍着我下笔，而且材料之浩繁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
对你来说，事情向来很简单，至少你在我面前，或不分场合在许多其他人面前是都是这样讲的。
在你看来，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你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儿女们，尤其为我牺牲了一切，因而我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享有充分的自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愁吃穿，什么也不用操心；
你并没有要求回报，你知道“儿女的回报”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至少应该有一点配合，有一点理解地表示。但，我却从来都躲着你，躲到我的房间里、书本里，躲到一帮疯疯癫癫的朋友那里，躲到玄而又玄的思想里；我从未对你倾吐过肺腑之言，从未陪你去过教堂，从未去弗兰岑温泉探望过你，在其他方面也从未有过家庭观念，对生意以及你的其他事漠不关心，把工厂的一摊子事扔给你，就一走了之了，我从未为你出过一点儿力（连戏票也没替你买过），却为外人赴汤蹈火。
总结一下你对我的评价，可以看出，你虽然没有直说我品行不端或心术不正（我的最后一次结婚打算可能是例外），但你指责我冷漠、疏远、忘恩负义，你这般指责我，仿佛这都是我的错，只要我洗心革面，事情就会大有改观，而你没有丝毫过错，即使有，也是错在对我太好了。
你的这一套描述我认为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即我也认为，我俩的疏远完全不是你的错。
可这也完全不是我的错。
倘若我能使你认同这一点，那么——开启崭新的生活已不可能，因为我俩年岁已大——但至少，我们能获得某种安宁，即便不会终止，毕竟能缓和你那无休止的指责。
奇怪的是，你对我想说的话总有种预感。
比如，你不久前对我说：“我一直是喜欢你的，尽管我表面上对你的态度跟别的父亲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装腔作势。”
父亲，我总体上从未怀疑过你都是为我好，但我认为你这话不对。
你不会装腔作势，这是真的，但是仅仅因此就断定别的父亲装腔作势，这要么是强词夺理、不容商量，要么就是暗示——我认为就是这样的——我们之间有点不对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你也有份，只不过你没有过错。你若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看法就一致了。
我当然并不是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造成的。这样说未免太夸张了（我甚至倾向于这样夸大其词）。
即便我在成长过程中丝毫未受你的影响，很可能也长不成你所中意的样子。我多半会很赢弱、胆怯、优柔寡断、惴惴不安，既不会成为罗伯物·卡夫卡，也不会成为卡尔·赫尔曼，不过一定与现在的我霍然不同，这样我们就会相处得极其融洽。
假如你是我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岳父（尽管也有些迟疑），我会感到很幸运。惟独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太强大了，特别是因为我的弟弟们幼年夭折，妹妹们都比我小很多，这样，我就不得不独自承受你的头一番重击，而我又太弱，实在承受不了。
比较一下我俩吧：我，简言之，一个洛维，具有某种我们卡夫卡家族的气质，但是使这种气质活跃起来的，并非卡夫卡式的生命意志、创业雄心、征服愿望，而是洛维式的刺激，这种刺激在另一个方向上比较隐秘、虚怯地起作用，甚至常常戛然而止。
你则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家族的男人，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说会道、自鸣得意、高人一等、坚韧沉着、有识人之明、相当慷慨，当然还有与这些优点相连的所有缺点与弱点，你的性情以及有时你的暴躁使你犯这些毛病。
如果与菲力普叔叔、路德维希叔叔、海因里希叔叔相比，你在世界观上可能并非真正的卡夫卡人。这很奇怪，对此我也想不大明白。他们全都比你快活爽朗、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不像你那么严厉（顺便说一句，这方面我继承了你不少，而且把这份遗产保管得太好了，但我的天性中缺乏你所具备的必要的平衡力）。
另一方面，你在这点上也经历了不同时期，或许曾经很快乐，直到你的孩子们，尤其是我，让你失望，使你在家闷闷不乐（一来外人，你就是另一个样子），你现在可能又变得快乐了，因为孩子们——瓦莉可能除外——没能带给你的温暖，现在有外孙和女婿给你了。
总之，我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我们彼此构成威胁，如果设想一下，我这个缓慢成长的孩子与你这个成熟的男人将如何相处，就会以为你会一脚把我踩扁，踩得我化为乌有。
这倒是没有发生，生命力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发生的事可能比这还糟糕。
在此，我一再请你别忘了，我从不认为这是你单方面的错。你对我产生影响是不由自主的，只不过你不应当再认为，我是因为心存恶意才认为我被你的影响压垮了。
我小时候很胆小，当然，既然是孩子，我肯定还很倔，母亲肯定也很溺爱我，可我不认为自己特别难调教，我不相信一句和善的话、一次不动声色的引导、一个鼓励的眼神不能使我乖乖地顺从。
你其实是个善良仁慈的人（下面所说的与这并不矛盾，我讲的只是你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但并非每个孩子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都能一直寻觅，直至得到你的慈爱。你只可能按你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这种方式之所以很合你的心意，还因为你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孩。
我现在当然无法直接描述你在我的生命之初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不过，从之后的情形以及你对待菲力科斯的方式，我可以大致想象出来。
尤其要考虑到的是，你那时更年轻，也就更精力充沛、更狂暴、更随心所欲、更肆无忌惮，而且，你整天为生意奔忙，一天也难得露一次面，因此，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没有淡化为习以为常的事，而是深刻得多。
最初几年的事，只有一件我仍记忆犹新，你可能也还想得起。一天夜里，我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水，绝对不是因为口渴，大概既是为了怄气，也是想解闷儿。你严厉警告了我好几次都没能奏效，于是，你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我就穿着睡衣，面向关着的门，一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我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当时为了让我安静下来，可能确实别无他法，我不过是想借这件事说明你的教育方法以及它对我的影响。从这以后，我确实变乖了，可我心里有了创伤。要水喝这个举动虽然毫无意义，在我看来却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被拎出去，让我无比惊骇，按自己的天性始终想不通这两者的关联。
那之后好几年，这种想象老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这个巨人，我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他面前我就是这么渺小。
这在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开端，然而，经常涌上我心头的这种渺小感来自于你的影响。
我原本需要些许鼓励，些许和善，我的路需要些许余地，你却把它堵死了，当然是出于好意，你认为我应当走另一条路。可我走不了别的路。
比如，我敬礼和走正步的动作很标准时，你会鼓励我，而我并非当兵的料，要不然，我狼吞虎咽，边吃还边喝点啤酒时，或者我哼哼着自己也不懂的歌，学说你的口头禅时，你会鼓励我，可这一切与我的将来毫无关系。
很说明问题的是，就连现在也只有当你自己被牵累，你的自我感觉被我破坏（例如我结婚的打算）或因我遭到破坏时（例如佩帕骂我），你才会真正鼓励我。
这种时候你鼓励我，提醒我别忘了我的价值，指出我有资格做的事，把佩帕贬得一无是处。且不说按我现在的年岁，我已不为鼓励所动，关键是这种鼓励并非着眼于我，对我有什么用呢？
小时候，我在各方面都需要鼓励。
单单你的体魄就已把我压倒了。比如，我还记得我们经常一起在更衣间脱衣服的情景。我瘦削、赢弱、窄肩膀，你强壮、高大、宽肩膀。在更衣间里我已觉得自己很可怜了，不单单在你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也是如此，因为你是我衡量万物的尺度。
接着，我们走出更衣间，走到众人面前，我抓着你的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心惊胆战，光着脚站在木板上，怕水，学不会你的游泳动作，你好心好意地一再为我做示范，我却恨不得有地缝可钻，万分绝望，在这样的时刻，我各种各样的糟糕经历都融会到一起了。
我觉得最好的情况是，你先脱了衣服，我独自呆在更衣间里，可以尽量拖延当众出丑的时刻，直到你终于过来看是怎么回事，把我赶出更衣间。
我很感激你，因为你似乎没有察觉我的窘迫，而且，我也为父亲的体魄感到骄傲。顺便说一句，我俩的这种差异至今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与这种差异相应的是你在精神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你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干成了一番事业，因此，你无比相信自己的看法。
这种情形我小时候就有所感觉，但没有我长大成人后感觉到的更为明显。
现在你是坐在躺椅里主宰世界。
你的观点正确，任何别的观点都是荒谬、偏激、疯癫、不正常的。
你如此自信，总是有理。
有时，你对某件事毫无看法，因此，对这件事的任何看法必定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接着骂德国人，接着骂犹太人，不仅挑出某一点骂，而且方方面面全都骂，到头来，除你之外所有的人都被骂得体无完肤。
在我眼里，你具有所有暴君都具备的神秘莫测，他们的正确靠的是他们本人的存在，而不是思索。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在我面前，你居然果真常常是对的，谈话时当然如此——因为我俩几乎没有谈过话——生活中也是这样。这并不特别费解。
我的所有思考都处在你的重压之下，我的想法与你的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而且尤其如此。所有看上去不依赖于你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被你的贬斥得很沉重；承受这样的评判，以致完整而连贯地阐明我的想法，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这里并不是指什么高深的思想，而是指小时候的任何一个小举动。
只要孩子为某件事满心欢喜，一心念着它，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得到的回答便是一声嘲讽的叹息，摇头，手指敲着桌子：“我还见过更棒的呢”，或者“你已经跟我说过你的心事了”，或者“我可没这份闲心”，或者“可真是件大事”，或者“拿这去买点东西吧！”
我当然不能要求含辛茹苦的你为孩子的每芝麻小事而兴高采烈。问题也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的逆反心理，你总是非得让孩子失望不可，而且，你所反对的事不断增多，你的逆反心理不断增强，最后成了习惯，即使你与我看法相同，这样，孩子所感到的失望就并非日常生活的失望，由于它牵涉到你，而你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这种失望就使他一蹶不振了。
对桩桩事的勇气、决心、信心、喜悦都坚持不到底，只要你反对或仅仅是料想你会反对；而差不多我所做的任何事，料想你都会反对的。
这不仅涉及到想法本身，而且涉及到人。只要我对某人稍有好感——按我的性格，这种情形并不常发生——你就会丝毫不顾及我的情感，不尊重我的判断，以斥责、诽谤、侮辱横加干涉。
像德国的犹太演员洛维这样纯真可爱的人也因此而遭罪。
你并不认识他，却将他比作甲虫，比喻的方式很可怕，我已忘了，只要谈到我喜欢的人，你随口就有狗和跳蚤之类的谚语。
我尤其记得这个演员，因为我当时对你的议论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我的父亲之所以这样说我的朋友（此人他根本不认识），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他将来指责我没孝心、忘恩负义，我就可以拿这来反驳他。”
我始终想不明白，你怎么丝毫感觉不到你的话和你的评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耻辱，似乎你对自己的威力一无所知。
我肯定也经常说些让你伤心的话，但我总能意识到对你的伤害，这让我心痛，可我忍不住要说出来，我说的时候就已经后悔了。你却毫无顾忌地恶语伤人，不为任何人感到歉疚，说的时候不会，说完之后也不会，你让人根本无法招架。
而你的全部教育都是如此。
我想你具有教育天才；倘若被教育者是你这种类型的，你的教育一定很有好处；他会明白你的话的明智所在，不在乎其他方面，安心地照你的吩咐把事情完成。
而我小时候，你对我的大声嚷嚷简直就是天条，我永志不忘，它们一直是我评判世界，首先是评判你本人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你根本经不起这种评判。
由于我小时候大多是吃饭时与你在一起，你的大部分教诲便是用餐的规矩。桌上的饭菜必须吃光，不准谈论饭菜的好坏——你却经常抱怨饭菜难吃，称之为“猪食”，是那“畜生”（厨娘）把它弄糟了。你食欲旺盛，喜欢吃得快，吃得热，狼吞虎咽，因此，孩子也必须赶紧吃，餐桌上死气沉沉，悄无声息，打破这寂静的只有你的规劝声“先吃饭，后说话”，或“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或“你瞧，我早就吃完了”。不准咬碎骨头，你却可以。不准咂咂地啜醋，你却可以。切切要注意的是，面包必须切得整整齐齐，而你用滴着调味汁的刀切，就无所谓了。务必当心饭菜渣掉地上了，而你脚下掉的饭菜渣最多。吃饭时不准做别的事，你却修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掏耳朵。
父亲，请你理解我，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它们之所以使我感到压抑，只是因为你，我心中衡量万物的尺度，自己并不遵守为我立的许多戒律。
所以，世界在我眼里一分为三，一个是我这个奴隶的生活世界，其中布满了条条框框，这些法规是专为我制定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完全符合这些法规。
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与我的世界有天渊之别，这就是你的生活世界，你一刻不停地统治着，发号施令，因命令不被遵循而动怒。
最后是第三个世界，你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
我始终感到耻辱，要么服从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只有我必须遵守它们；
要么执拗，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在你面前执拗；要么我达不到法规的要求，比如说因为我缺乏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敏捷，而在你看来，你所要求的都是我理所当然应当具备地；
这便是最大的耻辱了。这些并不是孩提时的我思考出来的，而是感觉到的。
把我当时的处境与菲力科斯比较一下，可能就更清楚了。
你对待他的方式也很类似，甚至采用一种特别严厉的教育手段，当他吃饭时的举止你看不顺眼时，你不仅会像当时对我那样说声“你是头蠢猪”，还要加上一句“一个地道的赫尔曼”，或“跟你爸一模一样”。
然而对于菲力科斯，这或许——只能说是“或许”——确实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对他来说，你毕竟只是个他必须特别当心的外祖父，并非像你对于我那样意味着一切，而且，菲力科斯性格沉静，现在就已有种男子汉气概，雷鸣般的吼声可能会使他一时目瞪口呆，却不能让他长久地惟命是从，最重要的是，他较少和你在一起，还受其他人的影响，在他眼里，你亲切好玩，他可以从中选取他所喜欢的方面。
而对于我，你可不是什么好玩的，我无从选择，我只能全盘接受。
我俩不可能平心静气地交谈，这还有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我连话都不会说了。
即使情形不是这样，我恐怕也不会成为大演说家，不过，像一般人那样流畅地说话我还是可以的吧。你早早就禁止我说话了，你警告我“不要顶嘴，”一边说一边举起手，这些都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我在你面前说话——只要说到你的事，你总是滔滔不绝——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就这样你还觉得我说得太多了，我终于哑口无言，开始时可能出于执拗，后来则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了。
加之你是我真正的教育者，这影响到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你认为我从来没有顺从过你，这真是让我啼笑皆非的谬见。
你认为我“总是反着来”，并对此指责不断，可这的确不是我在你面前的准则。恰恰相反：我要是不那么顺从你，你肯定会对我满意得多。你的所有教育措施无一不中的；我一项也没能躲过；
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当然撇开先天条件及生活的影响不谈）你的教育和我的顺从的产物。
尽管如此，这个产物让你很难堪，你下意识地拒绝承认这是你的教育结果，原因就在于，你的手与我这块材料彼此格格不入。
你说：“不要顶嘴！”试图以此使我心中惹你不快的反抗力沉默下来。
这对我影响太大，我太听话，我就完全闭嘴了，在你面前噤若寒蝉，直到已远离你，你的威力至少不能直接够到我时，我才敢有说有笑。你却还是不满意，觉得我又是在“反着来”，其实这只是你的强大与我的羸弱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你在教育时所用的手段影响尤其深远，至少在我面前从未失灵过，这就是：咒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
我想不起你曾直截了当地用脏话骂我。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你有很多别的方式，在家，尤其是在店铺里谈话时，你随口骂人，骂人话铺天盖地，把小小年纪的我都快吓呆了，我没法不把这些话跟自己联系起来，因为你所咒骂的人肯定不比我差，你对他们肯定不会比对我更不满。这又是你的神秘的无辜和凛然不可侵犯之处，你随心所欲地骂人，却不仅谴责，而且禁止别人骂人。
你以威吓来加重咒骂，骂我时也是如此。
让我胆战心惊的话比如：“我要把你像鱼一样撕碎。”尽管我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我小时候可并不明白这一点），这却几乎符合我对你的威力的想象，我想象中的你连这也做得到。
你喊叫着绕桌子中跑着逮人，也很可怕，你显然根本不想逮住，只是做出这个样子，最后是母亲做出救人的样子来搭救。
孩子又一次觉得，是你的恩赐让他又捡了一条命，只要他活着，就时刻觉得他的生命是你功德无量的馈赠。还有，你威吓倘若不听从你，会有怎样的后果。
如果我开始做某件你不喜欢的事，你威吓我说这事会失败，那么，由于我太敬重你的看法，失败就已在所难免了，即便这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我丧失了自信心。我动摇不定，疑虑重重。我的年龄越大，你可以用来证明我无能的材料也就越多；大概某些方面，逐渐证明你确实是对的。我又要注意别断言说我这样完全是你造成的；你只是加重了原本的状况，但你加重得很厉害，因为你在我面前就是很强大的，而且你用上了全部威力。
你特别相信讽刺所产生的教育效果，讽刺也最适合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越感。
你的警告通常是这样的：“你说不能那样做吗？这对你恐怕太难了？你当然没有时间？”诸如此类。
每提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就狞笑一声，一脸愠怒。被问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罚。
如果被训斥者只是作为第三人称被提到，也很伤人，因为这样一来，他连直接被你骂都不配；你表面上在对母亲说话，实际上是说给坐在旁边的我听的，比如：“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儿子先生这样。”等等。
与你对孩子的这种态度极不协调的是，你经常当众诉苦。
我承认，我小时候（后来大概好些）对此无动于衷，而且不理解，你怎么竟会期望得到同情。你在任何方面都是巨人；你怎么会在乎我们的同情甚或帮助？
对此，你心底里保准会嗤之以鼻，正如你常常瞧不起我们本人。因此，我不相信你的诉苦，想看看后面隐藏着什么意图。
后来我才明白，你确实为儿女吃了很多苦，然而当时——在另外的情形下，诉苦可能会打动一颗坦率、无所顾虑、乐于助人的童心——在我眼里，这必定又不过是极其明显的教育和侮辱手段而已，手段本身并不很厉害，只是它的副作用很在害，使得孩子习惯于把应当严肃看待的事偏偏不怎么当回事儿。
幸运的是也有例外，这大多是你默默吃苦时，以爱与善的力量克服一切对立因素，直接拥有了爱与善。这种情形很罕见，却妙不可言。特别是以前当我看见：盛夏的中午，你在店铺里吃完饭后，疲惫地打个盹儿，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星期天，你精疲力竭地赶往我们所在的避暑地；母亲身患重病时，你紧紧抓住书箱，哭得浑身打颤；我上次生病时，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奥特拉的房间来看我，在门槛上站住了，伸长脖子看看躺在床上的我，怕打搅我，只挥挥手表示问候。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到床上，幸福地哭了起来，此刻我写到这儿时，眼泪又夺眶而出。
你的脸上也会绽出一种特别美丽、十分罕见的微笑，一种沉静、满意、赞许的微笑，你向谁这样一微笑，他就会深感幸福。我不记得你曾明确地对孩提时的我这样微笑过，不过多半有过，你当时怎么会吝啬向我微笑呢，因为我那里在你心里还是无辜的，还是你的厚望。
顺便说一句，这种和善的印象久而久之只加重了我的内疚，使我感到世界更加不可理解。
我情愿去想我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一贯发生的事。
仅仅为了在你面前稍稍能站住脚，部分也是出于报复心理，我很快就开始观察、收集和夸大在你身上发现的小笑料。
比如，你轻易就对表面显赫的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津津乐道某位宫廷枢密顾问之类的人物（另一方面，你，我的父亲，认为自己的价值需要这种一钱不值的认可，并到处炫耀，这使我感到很难过）。
我还观察你爱说猥亵的话，而且说得震天响，边说边笑，仿佛妙语连珠，其实不过是平庸的猥亵之辞罢了（同时，这使我感到羞辱，因为这又是你的生命力的表露）。
这种观察多种多样，不胜枚举；我为之而欣喜不已，我有理由在你背后窃窃私语、开玩笑了，你有时有所觉察，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坏心眼、目无尊长，不过相信我吧，这对我来说无非是维护自我的一个手段而已，一个毫无成效的手段，这都是些玩笑，就像人们对神与国王开的玩笑，这样的玩笑不仅与最深的敬意相联，甚至本身就是敬意的表现。
与你在我面前的类似情形相应，你也试图反戈一击。
你时常说，我过得好得不得了，大家对我真是太好了。这是对的，但我并不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使我的状况大为改观了。
确实，母亲对我再好不过了，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与你相关，因而也就不是好事了。
母亲无意识地扮演着围猎者角色。如果说你的教育使我心中充满了执拗、反感甚或憎恨，在某种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我会因此变得独立，那么，母亲以她的慈爱、谆谆教诲（在我们纷乱的童年里，她就是理智的化身）、求情，又和上了稀泥，我就又被赶回你的圈子，否则我可能会冲出这个圈子，这对你对我或许都是件好事。
要不就是，我俩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于是母亲只能背着你保护我，悄悄给我东西，应允我，结果，我在你面前又是鬼鬼祟祟的，又成了骗子，深感内疚，因为我太渺小，就连我自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取得。
当然，我后来习惯了这种方式寻求自我以为无权拥有的东西。这又加重了我的内疚。
确实，你没有真正打过我。可是你的叫嚷，你的涨得通红的脸，你急匆匆地解下裤子背带，把背带放在椅背上随时待用，对我来说比真打我更可怕。
我就像行将被绞死的人。若是真被绞死，一死也就没事了。
而他如果不得不亲眼目睹被绞死的所有准备工作，一直到绳套已吊在面前了，才得知获赦，那他可能会为此痛苦一生。
再说，你明确说过，我好多次都该挨打的，每次都因为你的恩赐而幸免，这又只会使我感到强烈的内疚。各方面我都对你有负疚感。
你一向指责我（单独对我说或者当着其他人的面，对于后一种情况我所感到的羞惭你毫无感觉，你的孩子的事总是公之于众的），说我靠你的劳动，不愁吃不愁穿，过得安逸、舒服又富足。
我想起了一些话，这些话肯定已在我额头上刻下皱纹了，比如说：“七岁时我就推着小推车走街串巷啦。”“我们全得挤在在一间屋子里睡。”“有土豆吃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冬天没棉衣可穿，腿上好几年都是裂开的冻伤。”“我小小年纪就得去皮赛克一家店铺当学徒了。”“家里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连我当兵时也没给过，倒是我往家里寄钱呢。”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在我心目中，父亲总是父亲。现在谁还懂这个！孩子们知道些什么呀！一个也没吃过这种苦！现在的孩子有能明白这个的吗？”换一种情形，这些故事可能不失为极好的教育方式，它们会给孩子们打气，鼓励他承受父亲曾经历过的艰辛与困苦。
可这根本不是你的初衷，正是你的辛劳使我们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像你一样以这种方式出类拔萃，这样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要创造这样的机会，就非得通过暴力和彻底叛逆，非得离家出走（前提是孩子能当机立断并有力量这样做，而且母亲那方面不用别的方式加以阻挠）。
你却根本不愿这样，把这说成是忘恩负义、走极端、不听话、背叛、发疯。
你一方面举例子、讲故事，使我们深感羞惭，恨不得这样做，另一方面对此严加禁止。
你讲完这些经历，总爱开个尖刻的玩笑，说我们过得太好了。
这在某种意义上并非玩笑。你得奋斗才获取的东西，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你手中得到了，但是，这是你早早就投入的生存斗争我们当然也不能幸免，我们要很迟，在成年人时才以孩子的力量进行这场斗争。
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状况因此一定不如你的，毋宁说，二者恐怕不分轩轾（基本素质当然另当别论），我们所处的劣势就在于，我们不能像你那样炫耀自己的困苦，拿它来使人感到羞惭。
我也不否认，我完全有可能好好享受、好好利用你伟大而辉煌的劳动所结出的硕果，并将它发扬光大，使你欣慰，然而，我们的疏远横亘其中。
我可以享受你所给予的，可我享受时时刻感到的只是羞惭、疲惫、羸弱、内疚。
因此，我对你只能有乞丐般的感激之情，无法以行动来回报。
整个这套教育的最直接的外在结果就是，只要稍微会使我想到你的事，我都避之惟恐不及。
首当其冲的就是店铺。当它还是个沿街的小店时，尤其是在我的童年，它一定曾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店里那么热闹，晚上灯火通明，总有可看可听的，还能不时地帮帮忙，显显身手，最主要的是欣赏你做生意的出众才干，看你怎样卖货，怎样跟顾客打交道，开玩笑，干劲十足，遇到麻烦事怎样当机立断等等；还有看你怎样包装或开箱，这都是值得一看的精彩戏，这一切绝对是不错的儿童课堂。
可是，由于你的一言一行渐渐让我感到恐惧，而在我眼里，店铺跟你就是一回事，我觉得店铺也不再舒适了。
店铺里有些事我起初觉得很自然，后来却使我感到痛苦、羞惭，特别是你对店员的态度。我听见并看见你在店铺里叫嚷、咒骂、发怒，我当时以为这样的情形满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你不光咒骂，还有别的暴戾举动。比如，你发现有些货混放在其他货里了，一挥手就把这些货从桌子推到地下——你气得昏了头，只有这能稍稍为你开脱——店员就得重新拾起这些货。
要不，你老是这样说一位患肺病的店员：“你早就该死了，这条病狗！”你称店员们是“领酬金的敌人”，他们倒也是，不过，还没有等他们变成这样，我觉得你就已经是他们的“付酬金的敌人”了。
在店铺里我也深刻体会到，你也可能做出不公正的事；从我自己身上我还不会这么快就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心里的内疚积得太重，我总觉得你的对了；而在店铺里，按照我孩童的观察，为我们干活的都是陌生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对你的无休止的恐惧中。
我当然想得有些夸张，因为我马上就以为他们跟我一样很怕你。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可真是没法活了；然而他们是成年人，大多有着极其坚强的神经，只把你的咒骂当耳旁风，到头来，你因此吃的亏比他们大多了。
我却受不了店铺，它总让我想起我与你的关系：撇开你的店主利益不谈，撇开你的统治欲不说，单单作为生意人，你就已远远胜于所有曾在你那儿当学徒的人，以至于他们的任何成绩都不能令你满意，就像我永远不能令你满意一样。
因此，我必然站在店员一边，另外，由于我很胆小，不明白怎么能这样咒骂一个陌生人，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也惴惴不安地试图使这些在我看来已被激怒的店员与你，与我们全家之间达成和解。
要做到这一点，光是对店员采取一般的客气态度还不够，谦逊恭敬的举止也不行，我一定要低声下气，不仅得主动打招呼，还要尽可能不让他们回礼。
即便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舔他们的脚掌，仍然抵消不了你这个老爷对他们滥施的淫威。
到后来，我简直怕起店铺来了，其实我还没上高级文科中学时，对此就早已不感兴趣了，上中学之后离它更远了。而且我觉得，我的那点本事根本应付不了它，因为如你所说的，连你都为之殚精竭虑。
我不热衷经商，不热衷你的事业，这让你很伤心，于是你（现在我为此既受感动，又深感羞愧）哄自己，说我缺乏经商的头脑，我脑子里有更高的思想，诸如此类。你的这个自欺欺人的解释，母亲听了当然很高兴，而我由于虚荣心作怪，加上身陷困境，也有些听信这种说法。
然而，倘若真的仅仅或主要是因为“更高的思想”我才不愿经商（我现在，直到现在，才打心眼里真正厌恶经商），那么，这些思想必定已在其他方面表露出来了，我也就不会默默无闻、惴惴不安地读文科高中，学完法学，最后在这公务员的办公桌前落脚。
我要想逃离你，就得逃离这个家，甚至逃离母亲。
虽然在她那儿总能找到庇护，但这庇护始终牵连着你。
她太爱你了，对你太忠心，太顺从了，因而在孩子的斗争中难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
这也是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直觉，因为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更加依赖你了；当事情涉及她自己时，母亲总是温良而柔弱地维护着她那最低限度的独立，而且从不真正伤害你，随着年岁的增加，她却越来越——情感多于理智——全盘接受你对孩子们的看法和批评。
当然，我们绝不能忘记，母亲在家中的角色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
她为店铺、为家务操劳，家中谁生了病，她就受加倍的煎熬，而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她夹在我们与你之间，苦不堪言。
你一向对她很好很体贴，可是在这一点上，你和我们一样，都没有为她着想。
几乎完全冲破了你的圈子的只有妹妹艾丽。
看她小时候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她做到了这一点。
她小时候是那么迟钝、疲倦、胆怯、懊恼、内疚、低声下气、恶毒、懒惰、馋嘴、吝啬，我一看见她就难受，和她说话更受不了，她总让我想到我自己，她处于相同的教育桎梏中，与我那么相似。
特别令我厌恶的是她的吝啬，因为我的吝啬有过之无不及。吝啬是深刻的不幸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我对万事万物都毫无把握，我真正拥有的仅仅是我已抓在手里或含在口中的，或至少是马上就要抓住噙住的，而偏偏这样的东西，与我处境相似的她最爱从我这儿抢走。
可这一切都变了，她小小年纪——这是最关键的——就离家了，结婚生子，她变得快乐、开朗、勇敢、慷慨、无私、乐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你对这么大的变化竟毫无察觉，反正你没有给予肯定，你对艾丽根深蒂固的恼怒竟让你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恼怒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但是现在很难再有发火的机会了，因为艾丽不再与我们住在一起。
我几乎不敢提另一个妹妹奥特拉，我知道，一写到她，很可能就会毁掉这封信的全部预期效果。
一般情况下，只要她没有陷入特别的困境或危险中，你对她只有憎恨；你亲口对我说过，你认为她存心老惹你伤心、生气，你在为她而痛苦，她却心满意足、兴高采烈。
你与她之间一定有很深的隔阂，比你我之间的还要大，否则怎么会有这么深的偏见。她离你很远，你看都看不见她，还没看见她，就认定她是个鬼怪。
我承认，她特别让你头疼。她的事错综复杂，我也没有看得很透彻，不过，她身上绝对有一种洛维的气质，并且是用最精良的卡夫卡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你俩却一直剑拔弩张、斗志昂扬、干劲十足。
这场面让我既惊叹又心痛。你俩最初一定还很亲密，因为一直到现在，我们这四个孩子可能还是奥特拉最完美地表现了你与母亲的婚姻以及婚姻中结合在一起的力量。
我不知道是什么夺走了你们父女之间的融洽和乐，自然就认为情形与我的差不多。
你那边是你暴戾的个性，她那边是洛维式的执拗、敏感、正义感、躁动，而且这一切还因为意识到自己具备卡夫卡的力量而有恃无恐。
我对她恐怕也没有影响，这并非我刻意为之，而只是由于她看到了我的生存状况。况且，她是最小的孩子，面对这业已形成的力量对比，可以对众多现成的例子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甚至想象得出，她心里曾徘徊过一段时间，不知该投入你的怀抱，还是成为你的敌人，你当时显然错失良机，把她赶到了对立面，而假若真有可能，你俩会极其融洽。即使我因此失去一个同盟者，但只要看见你俩和和乐乐，我也就得到了足够的补偿，而且，至少有一个孩子让你十分满意，你因此感到无比幸福，兴许还会表现出对我很有利的转变。今天想来，这当然只是一场梦。
一个从总体上看很说明你的教育效果的例子就是依尔玛。
一方面，她是个外人，进你的店铺时已是成年人，与你之间主要是店员与老板的关系，因此只是部分地受你影响，而且她已经到了能反抗的年龄；
另一方面，她也是个亲戚，敬你这个叔父，你对她的威力就远远超出了一般老板的威力。
她身体孱弱，却能干、伶俐、勤快、谦虚、可靠、无私、忠诚，爱你作叔父，敬你为老板，在这之前和之后她都很胜任其职，——即便如此，你还是认为她不是个优秀的店员。
她在你面前——当然也是在我们的怂恿下——仿佛你的孩子，你的个性对她有那么大的改造力，以至于她身上（当然只是在你面前，但愿她没有因此深感痛苦）滋长了健忘、懈怠、辛酸的幽默，只要她能做到，可能甚至还有些执拗，且不说她当时体弱多病，本来就不很幸福，还肩负着沉重的家务。
在我看来，你曾用一句话概括了你与她的关系，这句话对于我们已成经典，近于亵渎神明，不过恰恰证明了你待人的无辜：“这个虔诚的家伙给我留下了一堆麻烦。”
我与外人的关系可能更因你的影响而遭殃。假如你认为，我对外人充满爱心、忠心耿耿，为他们做一切事，对你和家人冷漠无情、忘恩负义，什么也不做，那你就完全错了。
我可以重复第十次：即使没有你的，我多半也会是很羞怯胆小的，不过，还要经过一段漫长黑暗的路，才会到达我如今这个地步。（至今为止，我在这封信中有意避而不谈的事还比较少，从现在起，我却不得不避而不谈某些事，我要承认这些事——在你和我面前——还太难。我之所以这样说，为的是假若我的整体描述这里那里有些模糊，你别认为这是由于缺乏证据，其实是有证据，只不过它们会使描述鲜明得刺眼。很难描写得恰如其分。）
这里只需回想下以前的事就够了：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内疚。（有一次，我回想起这种无穷无尽的内疚心情，这样贴切地描写了某个人物：“他担心他死了羞耻感还会留存。”）
与其他人相处时，我不可能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对他们我反倒感到更深的内疚，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必须补偿你在店铺里——对此我也有责任——对他们所亏欠的。
而且，只要是与我交往的人，你都当面或背地里颇有微辞，我也得为此请他们多多包涵。你教我对大多数人不要信任（你能说出一个对孩提时的我很重要、却未曾被你骂得体无完肤的人吗？），奇怪的是，这种不信任并没有使你心情特别沉重（你很坚强，有足够的承受力，况且，这其实可能仅仅是统治者的一个标志罢了）。
但在我这个小孩的眼里，没有任何事能印证这种不信任，因为我到处所见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于是在我心中，这种不信任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所有其他人的持续不断的恐惧。
你对我的写作及你所不知的与此相关的事所持的反感态度倒还有些道理。
在写作中，我确实独立地离你远了一截，即便这有些让人想到虫子，它的后半截身子被一只脚踩着，它用前半截身子挣脱开，挣扎着爬向一边。
我稍微舒坦些了，我舒了口气；你对我的写作当然也立即表示反感，这却破例地正中我下怀。你收到我的书时的反应我们已很熟悉：“放床头柜上吧！”（我拿着书走进来时，你多半在打牌。）这虽然挫伤了我的虚荣心、好胜心，我听着倒觉得很舒服，不仅因为心中涌起的恶意，不仅为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我对我俩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而窃喜，而且出于更根本的原因，因为这话在我听来就像是：“现在你自由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我并不自由，境况最佳时也还是不自由。
我的写作都围绕着你，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的话。
这是有意拖长的与你的诀别，只不过，这诀别虽是你逼出来的，却按我所确定的方向进行着。但这一切多么微不足道！之所以还值得一提，仅仅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了，若是出现在别人的生活中，恐怕根本就不会被觉察到，还因为它在我的童年时作为预感，后来作为希望，再后来作为绝望主宰着我的生活，操纵着——可以说它又是你的化身——我的几个小决定。
比如职业的选择。毫无疑问，你以你的宽宏大度、甚至可以说是耐心，在这方面给了我充分的自由。
你这样做当然也是在遵照你奉为圭臬的犹太中产阶层普通的教子方式，或者至少是这个阶层的价值观念。
最后还有你对我的一种误解在起作用。你望子成龙，对我的生活实情并不了解，从我的羸弱做出推断，一直认为我特别勤奋。在你看来，我小时候学习学个不停，后来写作写个不停。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很少学习，什么也没学会；在这些年里，我凭着中等的记忆力、不算太糟的理解力把一些东西记在脑子里，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总之，在表面上无忧无虑、平平静静的生活中，与我花费的时间与金钱相比尤其是与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相比，我的知识整体，尤其是知识基础，极其薄弱。
我的知识很薄弱，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我能思考时起，我就对精神的存在权忧心忡忡，对所有别的事都觉得无所谓了。在我们这儿的高级文科中学里，犹太学生往往很古怪，在他们那儿会见到最不可思议的情形，可我在别处再也没见过像我这样的无所谓，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孩子，对外界漠不关心，沉浸在胡思乱想中，他的无动于衷不加掩饰，不可摧毁，孩子般无助，近乎可笑，盲目地自鸣得意，可这也是是惟一的有血有肉，以防恐惧和内疚引起神经错乱。
我整天一心为自己担忧，我的担忧是各种各样的。比如为我的健康而担忧；这样那样的小病，消化不良、脱发、脊椎弯曲等等，动不动就会引起我的担心，这种担心无限地升级，终于以得一场真病告终。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对我的生存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新的证实，没有什么是我真正拥有的，是确凿无疑、独属于我、明明确确由我来主宰的，我其实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我对最亲近的事物——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把握了；
我早早就蹿得高高的，对这样的身高我却感到不知所措，脊背不堪重负变弯曲了；我简直不敢运动，更不敢做体操，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对我还拥有的一切，我都惊讶不已，视之为奇迹，比如我的良好的消化系统；这一惊讶，我的消化系统就出问题了，什么样的疑病就都可能患上了，直到由于想结婚（我还会谈到这事的）而付出超常的艰辛，肺里出血，对这次出血，美泉宫的住所可能是一大原因。
这一切并非像你一向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工作太劳累。
有好几年，我无病无恙、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闲度的时间比你一辈子——包括你生病的时候——这样躺着的时间还长。
当我急急忙忙地从你的身边溜走时，多半是为了回自己的房间躺下歇会儿。
我的全部劳动成果，不管是在办公室（在那儿，偷懒不大引起人注意，况且我很胆小，不敢太过分了）还是在家里，都微乎其微，你要是通观一下，会大吃一惊的。
我天性大概并不懒，但我无事可做。在我生活之处，我总是遭到抛弃、贬斥、压制，尽管我努力想逃往别处，但这份努力并非劳动，因为这是在做不可能的事，除了小小的例外，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我真的还能运用这样的自由吗？难道我还相信自己能获得一份真正的职业吗？
我的自我评价取决于你的程度远远大于任何别的因素，比如外在的成功。这种成功不过是片刻的强心剂罢了，而在另一边，你的砝码却总是往下拽我，力量强多了。
我以为自己永远也通不过小学一年级，可我通过了，居然还得了奖学金；我想我绝对考不上高级文科中学，可我考上了；那么我在中学一年级保准会留级的，没有，我没有留级，而是一级级地升了上去。这并没有使我自信，相反，我始终确信——你不经为然的神情就是确凿的证据——我爬得越高，到头来必定跌得越惨。
我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老师们聚焦一堂的可怕画面（高级文科中学不过是最突出的例子，我的生活中满是与此类似的情形），假使我通过了一年级，那就发生在二年级，假使我通过了二年级，那就发生在三年级，依此类推，老师们聚焦一堂，以便调查这个独一无二、闻所未闻的事件，我这个最无能而且最无知的学生怎么竟溜到了这一级，现在我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当然会马上叫我滚蛋，以博得所有摆脱这个噩梦的正义者的欢呼。
一个老有这种想象的孩子活得可不轻松。在这种情形下，他怎么可能专心学习？谁还能在他心里击发出一丝兴趣的火花？功课对于我——在这个关键的年龄，不仅功课，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犹如银行的琐碎业务对于一个贪污犯，他还在那个职位上，作为职员仍然在处理银行业务，但他天天提心吊胆，时刻害怕被发现。
与这件举足轻重的事相比，其他一切事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遥远。我就这样学下去，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我确实一部分是蒙混过了关，然后这一切戛然而止，现在我自由了。我在中学的高压政策下尚且只顾着为自己操心，更何况现在我自由了。
我并不是没有真正的择业自由，我知道：与那件举足轻重的事相比，一切都像中学的所有课程一样无所谓，关键是找一份不太伤害我的虚荣心、能容许我持无所谓态度的职业。
于是，学法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由于虚荣心和无谓的希望作祟，我做了几次反向的小尝试，比如学了十四天的化学，学了半年的德语文学，这些尝试只使我更抱定了我的基本信念。
于是我埋头学法律。这就是说，在考试之前的几个月里，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在我之前上千张嘴已咀嚼过的锯末就是我的精神食粮。而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真的正合我的品味，正如之前的高级文科中学和后来的公务员职业，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
总之，我在这方面显示了惊人的预见力，小时候就已对大学及职业有了十分明晰的预感。我没有指望在这儿找到任何出路，在这方面我早已放弃了获救的希望。
而对婚姻的意义及可能性，我却几乎没有任何先见之明；
我生活中的这件迄今为止最可怕的事几乎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我头上。
我成长得十分缓慢，这类事似乎离我远得很；偶尔才不得不想到它；而我始料未及的是，这里酝酿着一场持久的、决定性的、甚至最严酷的考验。
实际上，结婚的打算成了最壮观、最有希望的摆脱你的尝试，当然与之相应，这一打算的未遂也是壮观的。
由于我在这方面事事不成，我担心现在也难以向你解释清楚我的屡次结婚打算。
而这关系到整封信的成败，因为这些打算一方面积聚了我所有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我全部的消极力量恰恰也汹涌而至，这我已描述过了，它们是你的教育的副产品，即懦弱、缺乏自信、内疚，它们在我与结婚这间筑起了一道警戒线。
我之所以很难解释清楚，还因为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已把这事的前前后后琢磨了无数遍，以至于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头晕目眩。
由于我认为你对这事完全误解了，这才使我解释起来容易些；对完全的误解稍作修正，似乎不算太难。
你先是将屡次结婚未遂归入我的其他一系列失败；我对此并没有异议，但前提是你接受以上我对失败所做的解释。
它确实属于这一系列失败，但我低估了这事的意义，过分低估了，以至于我俩谈起它时，说的其实完全是两码事。
我敢说，你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结婚的打算对于我那样重大的事。
我并不是说，你没有经历过大事，恰恰相反，你的生活比我的丰富得多，操心得多，紧迫得多，但也正因如此，你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
这就好比一个人要登上五级矮台阶，另一个人只登一级，但这一级至少对他来说有那五级加起来那么高；头一个人不仅会登上这五级，而且还会登上成百成千级台阶，他的生活会过得伟大而艰辛，不过对他来说，他所登上的任何一级台阶都没有那一级台阶对于第二个人那样重要，那是他要登的第一个高高的台阶，他竭尽全力也登不上去，登不上去，当然也就无法越过它往前了。
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抚育儿女，甚至还加以引导，我坚信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乍一看，许多人似乎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并不足以引为反证，因为首先，真正做到的人为数并不多，其次，为数不多的成功者大多并非主动“为”之，这些事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了；这虽然不算那个极限，却也十分了不起，十分光荣了（尤其因为“为”与“发生”并非泾渭分明的。）话说回来，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个极限，而只在于某种体面的遥相呼应；要取暖不必飞到太阳中心去，钻到地球上的一小块干净地方，阳光时不时地照进来就行了。
我在这方面准备得怎么样呢？不能更糟了。
这从我上面所讲的也就看得出来了。
不过，只要对某事有了的直接准备，而且普遍的基本条件也创造出来了，你表面上倒没有干预许多。也只可能是这样，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性之间普遍的等级、民族以及时代观念。你还是有所干预，不很多，因为这种干预的前提只能是强烈的相互信任，而我俩在关键时刻一直缺乏这种信任，你的干预碰了钉子，因为我们的需求截然不同；震撼我的事，你肯定无动于衷，反之亦然，在你那儿无咎可取的事，在我这儿可能是一种罪过，反之亦然，对于你毫无后果的事，可能是我的棺材盖。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同你和母亲一起散步，我们走到了今天的联邦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我开始煞有介事、目中无人、骄傲、淡然（这是假的）、冷静（这是真的）、结结巴巴地——我在你面前说话时大多如此）讲一些趣事，责备你们没有教导过我，多亏我的同学们点醒了我，说我处于很大的危险边缘（我这样说，是以我的方式在大言不惭地撒谎，想显得勇敢，因为我很胆小，除了城市孩子很寻常的床上过失，我并不知道“很大的危险”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却暗示，所幸我现在已经全知道了，再也不需要什么提醒，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管怎样我说起这了，因为我觉得把它说心里就很高兴，其次也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为报复你们一下。
你按你的本性认为这很简单，你大概只说了这样几句话：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我怎样才能毫无危险地办这种事。
这样的回答可能正是我想从你口中套出来的话，这很符合我这样一个脑满肠肥、四体不勤、总在琢磨自己的孩子青春期的心理。
但这几句话却深深伤害了我表面的羞耻心，或者说我认为自己深受伤害了，以至于我无法再违心地跟你谈下去，傲慢而粗暴地中断了谈话。
要评价你当时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一方面坦率得惊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原始性，另一方面，凡教导本身而言，却又有一种现代人的无所顾忌。
我记不清我当时是多大，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多少。
对于这个年纪的男孩，这的确是个很奇特的回答，而这竟是我从你那儿获得的第一个直接的、指导生活的教诲，这也说明了我俩之间的隔阂。
这个教诲的真正含义当时就已深埋在我心里，然而很久以后，我才朦胧地意识到：你劝我做的事在你看来是天下最龌龊的事，在当时的我看来，也是如此。
而你想尽量避免我身上带着秽物回家，这是次要的，你无非是想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家人。
关键倒在于，你始终置身于你的劝告之外，你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一个纯洁的男人，超越于这种事之上；当时，很可能还因为我觉得婚姻的泛泛之言不可能符合我父母的关系。你因此显得更纯洁、更高大了。而你在结婚前可能也曾给自己出过类似的主意，这是我根本无法设想的。这样，你身上简直就没有一丁点世人的龌龊了。
但你说出这几句赤裸裸的话，把我一脚踢进这龌龊里，仿佛我就是这种人。我不由得认为，倘若世界仅由你我组成，那么，世间的纯洁便随你而终，而依照你的建议，世间的龌龊便因我而生。
你这样判定我，着实让我费解，对此我只能用古老的罪愆以及你对我最深的鄙视来解释。这种解释使我内心最深处又受了一记重创。
这可能也最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双方的无辜。甲按照自己的生活观念给了乙一个赤裸裸的建议，这个建议不太文雅，不过在当今的城市中已司空见惯，也许还能使健康免受损害。
它在道德上没怎么给乙鼓气，但乙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什么就不能从这泥潭自拔呢，况且，他并不是非得听从这个建议不可，不管怎样，单单这个建议并不会导致乙的整个未来世界崩溃。而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仅仅因为你就是甲，我就是乙。
我对这种双方的无辜之所以看得特别透，也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下，我俩之间又发生了一次相似的冲突，冲突说起来很可怕，其实倒比上一次带来的伤害小多了，因为我已三十六岁了，还会受什么伤害呢。
我指的是我俩的那次小口角，那是在我宣布了最近一次结婚打算后的那几天不平静的日子里。
你大致是这样对我说的：“她多半是穿了件特别的衬衣，布拉格的犹太女人们就会来这一套，你一见这衬衣，自然就决定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弄不懂你，你是个成年人了，生活在城市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随便找一个就马上结婚？没有别的可能性吗？你要是害怕，我就亲自陪你去。”
你讲得比这更具体、更清楚，但我已记不得细节了，当时可能一下子懵了，倒更留意母亲的反应，她虽然完全以你的看法为是，却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走出了房间。
你从未说过这样羞辱我的话，也从未这么明显地表露出对我的鄙视。
你二十年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与此相似，不过从你的角度甚至能从中看出你对早熟的城市少年的某种尊重，你认为已经可以将他径直引入生活了。
而现在，你一想到这，可能只会更鄙视我，因为这个当时就要起跑的少年一直停留在起跑线上，你觉得他没有增长任何经验，这二十年越过越糟了。
对你来说，我对女孩的选择完全是扯淡。你一向（无意识地）压制我的决断力，现在却（无意识地）认为知道了决断力对于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在别的方向上所做的解脱努力一无所知，因此也根本不了解我为什么想结婚，只能揣测，于是按照你对我的总体评价，住最恶心、最粗俗、最可笑的地方猜。你毫不犹豫就这样对我讲了。在你看来，我的结婚将会辱没你的名声，与此相比，这话给我带来的耻辱根本算不了什么。
一提到我的结婚打算，你就有话可说了，你也确实这样说了：你没法尊重我的决定，我与F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使得你和母亲白跑两趟，来柏林参加订婚，等等。这一切都是实情，但原因何在？
两次结婚打算的基本想法都很正当：我想成家，想变得独立。
这个想法你很赞同，但它在现实中破灭了，就像儿童游戏里，一个人一边抓着甚至紧按着另一个人的手，一边号喊道：“你走啊，走啊，你干吗不走？”而我俩的情形复杂就复杂在，你从来都是真心实意地说着“你走啊”，但你以你的性格从来都是阻止我，或者说得确切些，从来都是抵制我这样做。
这两个女孩的选择虽然出于偶然，却是精选细挑的。
你竟以为像我这样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疑虑重重的人会因为喜欢一件衬衣而心血来潮要结婚，这说明你又完全误解我了。
假使成了的话，两次婚姻更多倒是理智的结合，可以表明这一点的是，我第一次曾数年之久，第二次曾一连数月，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结婚计划。
这两个女孩没有让我失望，是我让她们失望了。我现在对她们的看法与我当初想娶她们时的看法完全相同。
我在第二次打算结婚时也不是忘了前车之鉴，轻率为之。两次的情形截然不同，第二次本来就希望大得多，而且做第二次打算时，先前的经验恰恰给了我希望。细节我在这里就不想谈了。
那我为什么没有结婚呢？个别障碍是谁都会遇到的，生活就是越过这些障碍嘛。
可惜根本性的、与个别情况无关的障碍却在于，我精神上显然没有能力结婚。这表现在，自从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睡不着觉了，脑袋白天黑夜都发烫，我没法再过日子，绝望地四处晃荡。这其实并非忧虑所致，尽管我的疑虑重重和迂腐也引来了无数忧虑，但这并非关键所在，它们只是像虫子一样将尸体打扫干净，关键的打击则来自别的方面。这就是恐惧、懦弱、自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我想做进一步的解释：在结婚这个问题上，我与你的关系中表面对立的两个方面碰撞在一起了，这种碰撞比任何时候都猛烈。
结婚绝对能保障最大限度的自我解放和独立。
我要是有一个家——成家在我看来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也就是你所达到的极限——，那我就跟你平起平坐了，所有耻辱与暴戾，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新出现的，就都成了历史。
这简直恍若童话，然而问题也就在这儿。这个童话太美了，这么美是不可能的。
这就像一个被囚禁的人，他不仅想逃出去——这可能还能实现——而且想同时把囚牢改建为一座供自己居住的逍遥宫。
而他逃掉的话就不能改建，改建的话就不能逃掉。
我若想在与你所处的这种特殊的不幸关系中变得独立，就必须做一些与你尽可能无关的事；结婚虽是最了不起的事，它会带来最体面的独立，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因此，想从这里逃出去就成了痴人说梦，几乎任何努力都会随即受到惩罚。
也正是这种与你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使我渴望结婚。
这样我俩就会平起平坐，这种平等关系你是最能理解的，我把这想象得十分美妙，因为结婚以后，我可能会变成一个自由、知恩图报、无辜、堂堂正正的儿子，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不沉重、不暴戾、善解人意、心满意足的父亲。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干往事都必须一笔勾销，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掉。
而以我们现在这种情形看，婚姻对于我是块禁地，因为它恰恰是非你莫属的地盘。
有时我觉得这就像一张铺展开的世界地图，你舒展四肢横卧在上面。
于是我觉得，只有在你没盖住或鞭长莫及的地方，才可能有的我生活。
根据我对你的身躯之高大的想象，这样的领域寥寥无几，不能给我多大慰藉，而婚姻尤其不在此列。
这个比喻已经证明，我绝对不是说，是你本身的婚姻例子将我赶出了婚姻，说法像赶出了生意场一样。
完全相反，尽管情形依然有些相似。在我看来，你们的婚姻在许多方面——即忠诚、互助、子女数量——都堪称典范，即便孩子们长大，越来越搅乱了家口的安宁，婚姻本身却丝毫没有受到伤害。或许正是这个典范也使我对婚姻充满了向往；至于对婚姻的渴求不能化为行动，这是有其他原因的。这就是你与孩子们的关系，整个这封信谈的就是这种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害怕结婚有时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有朝一日会一报还一报，报复自己对父母曾作的孽。
我想这对我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的内疚其实是因你而生的，而且也太独特了，对这种独特的意识也正是我的痛苦所在，不可想象还会有与我相同的情形。不过我得承认，我要有一个如此沉默、迟钝、乏味、颓废的儿子，我也忍受不了，如果没有别的可能性，我恐怕会逃得离他远远的，移居国外，就像你因为我要结婚也想这样做一样。我没有能力结婚，可能也是受了这种影响。
在这件事上，远比这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担忧。
是这么一回事：我已经提到过，我通过写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事为争取独立、争取逃离做过些许努力，效果微乎其微，这些努力难以为继，这一点很多方面已向我证实了。
尽管如此，我的义务甚或可以说我的生活就在于保护这些努力，不给任何我能排除的危险以可乘之机。
而婚姻就可能带来危险，当然也可能带来最大的促进，但对我来说，它主要是可能带来危险，这就够了。
假若婚姻真是一个危险，我该怎么办呢！假如我婚后感觉到这种危险，那婚姻生活我还怎能过下去！
这感觉也许无法证明，然而绝对不可辩驳。面对这种局面，我可能会徘徊，但最终的结局是肯定的，我必须放弃。
手中的麻雀与檐上的鸽子，这个比喻不大切合我的情形。我手中一无所有，檐上应有尽有，我却不得不选择——这是斗争形势以及生活困境所决定的——一无所有。在职业上我也不得不做出类似的选择。
而最重要的婚姻障碍却在于，我已根深蒂固地坚信，要抚养家庭，甚至仅仅是维持家庭，就必须具备我在你身上所看到的一切品性，优点缺点都不可缺，就像它们在你身上融为一体一样：强壮、对他人嗤之以鼻、健康、肆无忌惮、能言善辩、不随和、自信、对任何人满、优越感、专横暴戾、世故、不信任大多数人，另外也有绝对的优点，比如勤劳、坚韧、沉着、无畏。
相比之下，我什么都不具备，要有也只是一星半点的，我明明看见就连你在婚姻中都步履维艰，对孩子们甚至束手无策，我这样就敢结婚吗？
这个问题我自然没有明确向自己提出来过，也没有明确回答过，否则通常思维就会占上风，提醒我还有不同于你的男人（就近举出一个与你迥然不同的人来：理查德舅舅），他们也结婚了，起码没有被婚姻压垮，这就很说明问题，足以安慰我了。
但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从小就在体验它。
不是面对婚姻时我才开始审视自己，而是面对每件小事时；
正如我前面已试图描述的，在每件小事上，你都以为你的例子和教育使我确信我很无能，既然每件小事都是一个印证，都证明你是对的，那么，这件重大的事——婚姻——当然必定更会证明你的绝对正确。
直到打算结婚前，我的成长就像一个商人，他虽然忧心忡忡，感觉前景渺茫，却并不仔仔细细地记账，而是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他有一些小赢利，物以稀为贵，他就在想象中不住地陶醉于这些赢利并加以夸大，此外就只有天天不断的亏损了。这一切都上了账，但从未结算过。
而现在，也就是打算结婚时，就必须结账了。这里所记下的数目之庞大，简直让人不相信还曾有过小赢利，全部账目就是一笔大债务。现在要是结婚，那不是非发疯不可吗！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与你共度的生活，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前景呢？
你听我讲明了怕你的原因之后，可能就会回答道：
“你说，我把我俩的关系说成是你的错，这样我就轻松了，我却认为，你虽然表面上在做努力，其实至少没有因为这个关系而感到心里更沉重，反而觉得大受裨益。
一开始，你也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和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俩的做法是一样的。然而接下来，我直言不讳、想啥说啥，把过错都推到你身上，你却想既‘绝顶聪明’又‘绝顶温柔’，也为我开脱所有的过错。
当然，后一点你只是表面上做到了（更多的你也并不想做），你的‘说法’五花八门，什么性格、天性、对立、无可奈何，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却分明是在说，其实我是攻击者，而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自卫而已。
现在，你已经通过你的虚伪达到目的了，因为你证明了三点，第一，你是无辜的，第二，过错在我，第三，你完全出于宽宏大量，不仅愿意原谅我，而且或多或少也还想证明并使自己相信，我——这当然不符合实情——也是无辜的。
这样你该满意了吧，可你还嫌不够。你是打好了主意要完全靠我生活的。
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独立的双方在相互较量，各自为政，输得光明磊落，赢得正正当当。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甲虫不仅蜇刺，还吸血以维持生命。
这是真正的职业斗士，而你就是这样的斗士。你缺乏生活能力；为了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无忧无虑，而且不必自责，你就证明，是我夺走了你所有的生活能力并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
你现在用不着为缺乏生活能力而发愁了，责任都在我，你尽可以心安理得地仰八叉躺着，身体和精神上都让我拖着过日子。
举个例子：你最近想结婚，同时又不想结婚，这你在信里也承认了，你自己怕麻烦，就希望我帮你下这个台，即我因为考虑到这一结合会‘玷辱’我的名声而不准你结婚。
我当时却根本没有这种念头。首先，在这事上和其他事上一样，我从来不想成为‘你幸福的绊脚石’，其次，我从来不愿听到我的孩子这样指责我。
我克制自己，结婚与否随你自便，可这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
即使我不赞成，也阻止不了你结婚，相反，这倒会刺激你娶这个女孩，因为这样的话，‘逃离的努力’——你是这样说的——就尽善尽美了。
我允许你结婚，这也避免不了你的指责，因为你在证明，你不结婚无论如何都是我的错。实际上，你通过这事以及所有其他事无非是向我证明，我的一切指责都是对的，而且，其中还少了一个特别正确的指责，这就是指责你虚伪、为恋爱卑躬屈膝、是个寄生虫。如果我没怎么看错，你写这封信也还是为了当我的寄生虫。”
我对此的回答是，首先，这番驳斥——部分地也可用来驳斥你——并非你所说的，而是我的杜撰。就连你对他人的不信任也没有我的不自信——这是你教育的结果——那么强烈。我不否认这番驳斥有一定道理，它也为描述我俩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而在现实中，事情当然不可能像这封信所举的例子一样协调一致，因为生活不只是一场锻炼耐性的游戏；但是，这番驳斥会导致某种修正——我不能也不愿细述这种修正——，在我看来，这就达到了某种十分接近于真理的认识，这样，我俩都会变得平和一些，生与死都会轻松一些。
费兰茨 于 舍勒森（1915）
